读《史记》中的《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这是从小就知道的故事。再读原文又有了一些不同于过去的认识。在秦国的历史背景下，商鞅变法诚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真正有永恒意义的东西仍然是那些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举。如果在历史长河中没有更多的借鉴意义，那么即使有一定的当事当时意义，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商鞅的改革肯定是有当时的现实意义的，但他最终遭车裂之刑，无疑是一大悲剧。在看到商鞅变法成功因素的同时，也要反思造成商鞅个人悲剧的原因，或许对现实更有警戒意义。
第一，商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受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变法从本质上说不过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取代旧的剥削制度，这是我在多年前一直听说的道理，尽管历史地看，这在当时是一项伟大的变革，有着明显的进步性，但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他的变法并非福音。商鞅主张法治，嗜好重刑，其法度有着强烈的血腥性，开了残酷镇压人民之先河。例如连坐法，一家犯法，邻里受牵；一人犯法，举族株连，这对社会控制当然有利，但对人民大众而言，无异于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使人民在封建法律面前，时时恐惧，战战兢兢，生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法律后来受到许多统治者效仿，而这明显是有违人道的苛酷严法。
第二，商鞅的愚民政策。焚毁《诗》《书》，不贵学问，毁绝人类精神文明成果，限制人民自由迁徙，十分偏狭、反动和可怕。“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愚民政策，用意在此！仁、廉、善、慧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商鞅竟把它们说成是弱国之源。更为荒谬的是，商鞅竟主张用奸民治国，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这无异于用坏人治良民，其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恶劣的所谓“治民之策”也得到了某些人的发扬光大。
第三，重农抑商仿佛是中国的传统，商鞅变本加厉。在变法过程中，他将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正式定为本业。他加重关市之征，几使商人无利可图，令他们服徭役，使商贾产生疑惧消极之心。种种限制商业流通的措施，加深了秦国的闭塞性。商鞅重农，无可非议，但重农为什么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抑商？尤令人痛心的是，商鞅开创的抑商政策基本上为后世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所遵奉。由商鞅首创的抑商政策在客观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与商品经济的进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使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更是一落千丈，终于痛失了领先的地位，遭致了近代的被动挨打。
商鞅变法，对人民的控制与镇压是十分严厉的。他的变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宽松，所以在他逃命之时，只能到处碰壁最后鱼死网破，拼死一搏。商鞅权势太重，几为秦君，天下之人皆言商鞅之法而不知大王之法。秦惠文王对这个刻薄寡恩、又有震主之威的大臣十分疑忌。商鞅厉行法治，这是对的，但他迷信刑罚，用法过峻，刻薄少恩，鄙弃仁义，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至“身死而秦不怜”。商鞅十分迷信刑罚的威力，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在“以刑去刑”思想的支配下，商鞅用刑实在过滥，打击面过大过宽，“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其求治之心过于急切，使“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商鞅为秦“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极为残酷。
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他的新法被严格地执行，这虽让秦国富强，却让百姓不讲人伦道义。最终，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以谋反罪名对商鞅进行追捕。商鞅逃亡到边关，想要留宿客舍，却因为商鞅新法规定客舍不得留宿无凭证的客人而被拒之门外，连商鞅自己也悔之莫及。最终，秦统一天下，却又在短短十五年内覆灭，与商鞅的命运前后照应，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