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1984》最后总结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分享了在石门坎星空下的感受：浩茫的星空，一道银河横跨整个天空，我们似乎身处其外，可以旁观苍穹，然而，我们实际又是身处其中的。这种感觉很奇妙，似乎有一种力量将我们和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联系在了一起，世上的所有都和我休戚与共。
这种“关联感”和在黑暗山顶灿烂星空下的“渺小感”交替出现，似乎也是此次贵州行的情绪基调。
名义上是跟随戈友基金会以及樊老师去贵州回访，但实际我所知甚少，一年前陈浩武老师的讲座才知道石门坎、柏格里，对于贵州好校长、好老师培训也只是知道个大概。不过这也不错，是社会学所说“参与式观察”一个很好的前提，不做预设，不做价值判断。
有来学无往教
在盘山公路上绕了四个小时后，开头对于“山”的新鲜已经逐渐退去，剩下的全部企盼就是赶紧到“石门坎”吧。“朝圣”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创造的山林知识高地以及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的“石门坎精神”，是此行重要的目的。费劲地听着当地苗人张老先生用当地方言讲述在一百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如何在这片贫瘠甚至可以称之为未开化的土地上，用“一块牛皮”从当地土目（地方管理者）手中获得一块地，开山辟路，建造学校、创造大花苗文、建造麻风病医院、挖游泳池、平整足球场、植树救济灾民以工代赈等等……
我感兴趣的是当时被一笔带过的话：本来柏格里在昭通传教，但是多年传教事业都没什么进展，然后被苗人“请”到这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起点：为什么仅仅一山之隔，一边毫无进展，一边却成开创了奇迹？回来以后稍许探寻了一下原由，发现当年柏格里在昭通多年传教，只是被当做免费医疗的提供者，教会也放弃了，已经召回传教士。正在这个时间点，有几位翻山而来的苗人经安顺传教士的介绍，翻山越岭找到柏格里，要求能够学习。当时当地的管理者“土目”并不允许苗人学习，认为他们一旦学习了就不好管了，也算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体现吧。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些希望能“接受教育”的苗人是他们自己的救世主，他们虽然身在大山中，却希望能够“学习”——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能够了解外部的世界。这种喷薄而出的“求知欲”是有力量也是有感染力的，我觉得除了宗教信仰的力量，也正是来自苗人的这种强烈的学习的欲望，给了柏格里在这片山林生活下去的动力。传教士本身受到基督精神的感召，有强烈的使命感，当这种使命感和现实的被需要感相叠加，大概是创造石门坎奇迹的双重动力吧。
支教（jiào）还是支教（jiāo）
虽然当初报社会学有受到当年复旦社会学学姐冯艾（早已不知她后来如何）多次支教的影响，但当我认识到自己是个普通的“城里姑娘”，不愿意长期离开舒适的城市后就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虽然工作之初就被要求带学生的大别山一周支教项目，但是我一直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赞同“短期支教”，因为短期支教带去的仅仅是表面上的热闹，留下的是支教者自我的道德陶醉和被支教者某种程度的心灵伤害。然后每年在学生支教后，也都会和一届届学生讨论我们到底在做的是什么？大别山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慈善和公益的差别，以及如何减少我们带去的可能的伤害。
正好最近读到过一篇文章，反问“那个蹲在地上玩石子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刘翔是谁？”。如果带去的教育和受教育者无关，这些所谓的“知识”只不过是无效的零散信息，花里胡哨的教学法表面上轰轰烈烈，热闹非凡，但这些与“我”（受教育者）何干？教育，是使人成为人，使人有好奇心去探求为什么，教人有能力有方法去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些，支教能解决吗？
由此反观戈友基金会的“贵州好校长”项目，我赞同并赞叹这样的公益项目，从支教（jiào）变为支教（jiāo），从校长、老师自身的改变开始，首先改变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学习是什么？不是做作业、刷题的学，而是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究，“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蹲在地上玩石头，可以去了解土、壤、砂、石的差别；在山林大漠中徒步，穿行戈壁，仰望星空，俯瞰峡谷，可以去体验人的孤单和渺小，也感受团队的力量；阅读经典，可以去共情、理解人的差异……
在和贵州的校长、老师们交流时，是可以切实体会到他们中的好些人，是有改变的愿望和行动，这是难能可贵的。说实话，大山里建设和改变是很难的，而且不大可能依靠外部的力量。路上看到也听到诸如“精准扶贫”的标语和做法，我们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关于学习，也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内在的动力有了，外在的助力才可能发挥作用。支教（jiào）是相对简单的，因为总能很热闹，支教（jiāo）是困难的，因为要和固有的观念，强大的社会惯性和惰性做斗争，然，为其难，所以可贵，所以值得。赞美所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者。
无法言说在四百米的高空第一眼见到北盘江大峡谷时的惊艳感，贵州的青山秀水使我短暂地逃离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仰望星空，再脚踏实地。去观察、也是去思考，“终身相与共学”，是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