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

写作背景：
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写于1926年9月18日，最早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副题：《旧事重提之六》，后由作者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看，我国正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伐，冲击着北洋军阀的统治。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加紧迫害革命力量，斗争很尖锐。无论是在1924年的女师大事件中，还是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can an中，鲁迅先生始终坚定地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等一系列文章，与反动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战斗。当然，这也就更加触怒了封建军阀，而被诬陷，被通缉。为了安全起见，鲁迅先生在许寿裳等友人的敦促和帮助下，先是暂避在西城锦什坊的莽原社里，后又辗转住进几家外国医院，最后于9月初到达厦门，经林语堂推荐，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
    鲁迅在厦大仅一百三十多天的日子里，一方面为革命风暴在南方的兴起而欢欣鼓舞，正如9月14日给正在广州的许广平的信中所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可是，另一方面，鲁迅不久就发现，厦门也骨子里和北京没有什么两样，“沉沉如死”。厦大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是个顽固守旧分子，他使厦大弥散着尊孔复古的空气，令人窒息。林文庆与跟踪鲁迅而来的“现代评论派”分子串通起来，以种种卑劣手段排挤鲁迅。鲁迅此时又陷入渴望战斗而不可得的新的孤寂与苦闷之中，于是，对于往事的回忆便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了，这正如《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直到1926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中出土了”。《朝花夕拾》小引中还有如下说明：“……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挤出集团之后了。”“朝花”，即清晨带露珠、色香“自然要好得多”的鲜花，指鲁迅青少年时的事；“夕拾”，是说直到中年以后才在回忆中把它们写出来，借以慰藉“夕时”“离奇和芜杂”的心情。

[table=98%][tr][td][table=85%][tr][td][align=center][b][font=幼圆][size=4]女师大风潮与[/size][/font][size=4]“[/size][font=幼圆][size=4]三一八[/size][/font][size=4]”can an[/size][/b][/align][/td][/tr][tr][td]　[/td][/tr][tr][td][align=center][font=楷体_GB2312]许广平[/font][/align][/td][/tr][/table][/td][/tr][tr][td]　[/td][/tr][tr][td]　[/td][/tr][tr][td][table=85%][tr][td]　　女师大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有关情节，我们倘一翻阅《华盖集》的正续编，对于当时的一些人物，如杨荫瑜、陈西滢、章士钊之流，以及这个事件的真相，大抵可以了然。

　　鲁迅在这一次，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使敌人望风披靡，弃甲曳兵而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翻不过身来。

　　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学生们其始不过想对自己的学业有所提高，对学校措施有些不满；倘使接受这些正确的要求，风潮本可避免。但既属于反动一面，他就会产生出一套反动的办法：嗾使貌作旁观、置身事外、其实是同伙的一批人，在外大说“闲话”，如陈西滢；大放流言，如现代评论派；颠倒黑白，如《甲寅》周刊与老虎总长章士钊。鲁迅在旁随时看出敌人的弱点，立即给以抨击，不使敌人野心得逞。

　　杨荫瑜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段、章，利用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于是与教师、学生、群众为敌。

　　１９２５年，在反抗杨荫瑜卑鄙治校的风潮起来不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３月间在北京逝世。正值人们痛悼之际，杨荫瑜竟然污蔑中山先生是“共产公妻”，不许学生去追悼，因而群情大愤。５月７日是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中国反动政府签定二十一条的一天，杨荫瑜利用人们必然踊跃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的爱国热情，企图偷梁换柱，把国耻纪念大会，变为替她洗涤污垢的场所，从而达到回校办事的目的。同学们有所违抗，即加以捣乱国耻纪念会的罪名，于是着令其私党历史教员（亦在教育部供职），威胁刘和珍和我代表大家向杨认错，否则有几个人要被开除学籍。我们秉全体同学之命，且以手加颈表示：宁死不屈，决不认错。这个毒计未能使坚持正义的学生屈服，于是杨荫瑜躲在校外写出开除六个学生的布告，清晨挂在墙上。大众看见，知是预为布置的阴谋，更加愤不可遏。学生会决定不承认这个非法开除，就把这个布告牌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杨荫瑜四处搜索无着，不好再发布告，我们便照样上课。

　　上海五卅惨案事起，学生们纷纷声援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女学生们（我们）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杨荫榆诡计多端，为了破坏学生的这一革命运动，一面扬言学校暑假大修理，不准大家住校，一面向学生请来讲习护理知识的医生进言，劝阻其来校。这样，学生对她的阴谋诡计更加愤慨。离家万里，一时不易回去的各地学生，因见杨荫瑜欲借题发挥，想借口学校修理，而迫令被开除的和未开除的学生一同离开学校，于是气愤不过，就把真相揭露出来。杨荫瑜见恶毒的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把学校电路截断，伙房关闭，大门并用铁链锁了起来，杜绝往来。学生们借烛光照明，饿着肚子与各界、亲人、慰问者隔着大门相对饮泣，而“正人君子”们却为杨荫瑜帮腔，说她的这惨无人道的卑鄙措施，是“以免男女学生混杂”。学生们于此更感到这批家伙卑劣阴险，于是由我执行学生会总干事的职责，在大门内宣言：象这样关闭电灯，迫令燃点蜡烛，并且封锁大门，杜绝出入，倘有失火，连逃命都有问题；为自卫计，大家毁锁开门！号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执手互庆得以直面相见。为避免奸人造谣，堵塞“正人君子”的流言，学生们在这最紧张的一夜，请了几位师长住在教务处，并请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鲁迅就是被请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就这样，我们把杨荫瑜的诡计，一件件地揭破了。

　　杨荫瑜是失败了。然而她的“上司”、她的后台老板章士钊等辈并不就此甘心。因此，就发生了堂堂教育总长下令其司长刘百昭，公然引领警察及打手，雇用流氓和三河老妈子（身体特别高大）殴打学生，并驱逐出校，禁闭在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空屋内的事件。记得那时，我眼看着同学们象货物一样被拖走，象罪犯一样被毒打，痛哭失声，惨无人道的这一幕活剧之后，即离开女师大，跑到学生联合会告急。连夜开紧急会议，向各界呼吁。当时，章（士钊）杨（荫榆）不顾青年学生离乡来京远道求学的渴望，惟恐拔不掉这几根眼中钉，惟恐学生“啸聚学校”（他们的话），不易达到解散学校的目的，于是又设法叫两个警察押一个。押解被开除的六个学生回籍的计划传出。试想：这六个学生，为了学校之事，却要活演“林冲押配沧州”的一幕！如果真个实现出来，乡亲和家长们，还以为她们想是犯了什么滔天罪行呢！在旧社会内，遭到这种不平的待遇，能设想它的后果吗？这种倒行逆施，能不叫稍有正义感的人气愤？！

　　鲁迅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其原因是和群众站在一起。当学校风潮起来时，他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开始采取慎重态度。后来学生被开除了，“正人君子”们又大放流言，把女学生糟蹋得不成样子，章士钊又据流言写成文章刊出，杨荫榆又据之以发“感言”。一群牛鬼蛇神围攻着青年学生，这就更加引起鲁迅的注意，应学生请求，代拟了两个呈文到教育部，催促赶快另换校长；又感到“正人君子”们污蔑女学生太甚，于是亲自拟好《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和他共同联名发表，证明学生被无辜开除，而她们品学兼优，“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

　　章士钊对女师大风潮迟迟不予处理，不予解决校长问题。他利用杨荫榆恋栈之心，死硬到底。一面支持她压迫学生，一面暗中布置，要他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所以解散女师大如此积极，实想打扫好“臭毛厕”为夫人登坑也。但他倒先行试探，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因为鲁迅站在青年一边作者），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何等样人，岂为图做校长而参加斗争？所以不予理会，于是章士钊就越权（旧制度佥事职务是总统任命，总长无权撤换）撤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以泄愤。

　　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情。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且又多是反对胡适的，所以斗争又牵涉到北京大学内部。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走向分化的具体反映。

　　鲁迅当时反对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有些问题常常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斗争，在原则上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却越来越明显了。

　　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敌人大权在握，就不惜使用武力制造流血事件以泄愤恨。所以“三一八”can an又继之起来了。可以说：女师大事件是“三一八”运动的一个序幕。

　　在“三一八”前后，我们看到鲁迅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于这个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行列里，鼓舞着大众，使每个真的勇士，更加勇猛直前。

　　鲁迅最富有革命文学者的热情。鲁迅虽然比较能克制些，但他的悲愤却埋得更加深沉。常常因为得不到进步青年们的消息而使得他烦恼的情形，使我每每为之不安。尤其读到他的《记念刘和珍君》的哀掉文字，真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情的文字。这流露于作者和读者的同声一哭，正是不甘屈服起而抗争的呼声，是唤起“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知道死尸的沉重”急起奋斗的宣言！

　　为了聚积革命力量，以有限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鲁迅有时是不主张请愿的。他曾经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指反动派作者）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这些话是鲁迅在“三一八”can an发生以后，以压抑不住的悲愤写出了他对革命青年的热爱，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恨。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我知道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的。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反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第二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地被打成僵死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请愿群众的愤激情绪，达于极点。鲁迅在这个“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里，写下了如下不寻常的语句：“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正如鲁迅所说：　　

[font=楷体_GB2312]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摘自《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font]

　　当然，鲁迅不主张请愿，是为了避免手无寸铁的群众和敌人正面冲突，但是既然已经和敌人接触了，那就是正如他所说的“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了。所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他公开站在群众一边，向敌人进行猛烈的攻击，《华盖集》里的文章，不是简单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是和敌人进行白刃战中使用过的真刀真枪，即使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寒光凛冽，锋利无比，真正当得起帮助人民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匕首和投枪。但是，当时有一批“正人君子”者流，为了反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却也打出了“爱护青年”的幌子，比如他们说“三一八”爱国运动，是学生受了某些人的“煽动”，说“学生本不应当自蹈死地”等等。这是他们明目张胆地为反动派帮腔，是企图用革命青年的鲜血来洗涤刽子手们的污手。鲁迅对这种反动论调，给了直截了当的还击：“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变成好事，鲁迅当时曾经这样说过：

[font=楷体_GB2312]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摘自《华盖集续编·空谈》）　[/font]

　　这种方法，不是别的，就是他所说的“火与剑”的方法，也就是党领导我们使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武装斗争的方法。几十年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特别是人民军队的坚强斗争，才使祖国获得了解放，人民获得了胜利，革命前驱者们的愿望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font=楷体_GB2312]（[/font]选自《鲁迅回忆录》）
　 [b]【作者】[/b]

　　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广东番禺人，笔名景宋，鲁迅夫人。长期协助鲁迅工作。原为北京女师大学生，学生会总干事长。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日胜利后参加民主活动，曾任《民主》周刊编辑。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一九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b]【说明】[/b]

　　本文节选自《忆鲁迅》。许广平同志是女师大风潮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又是“三一八”can an的目睹者，她写的这篇材料是帮助我们了解《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好资料。

　　需要补充一点：章士钊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宣布解散女师大，八月二十二日刘百昭率领女丐把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正当女师大学生在宗帽胡同赁屋授课时，章士钊却在女师大校址成立了北平女子大学，妄图以此彻底摧毁女师大。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章士钊下台，杨荫瑜免职，女师大学生迁回到原校，但陈源等人却以所谓声授北平女子大学的名义极力诋毁女师大，斗争仍很激烈。原先女师大学生和教职员曾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组织“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是委员之一。女师大恢复后，该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交卸职务。面对着激烈的斗争，校务委员会又已卸职，所以鲁迅写刘和珍“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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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这本书：
鲁迅在厦大期间写的后五篇回忆性散文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
前五篇是《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后五篇与前五篇写作时间相隔3个月。这三个月鲁迅处在四处避难，旅途周折之中，他不可能停止思考，而他又想到了什么？
为什么这之后他手中的“匕首”刺出了这道看似温情的“痕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高旭东在《中国文体意识的中和特征》一文中写到：“《朝花夕拾》一直被认为是散文,可是其文体却是离乡的鲁迅对自己往事的追忆,更为确切地说,这是一部由短篇连缀的自传体小说。譬如《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url=http://qkzz.net/magazine/1007-0222][color=#0000ff]书屋[/color][/url]》、《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等,单独都可以成篇,整体又是连贯的,而且其中有许多虚构的成分,因为根据各种回忆,鲁迅小时候是一个遵循传统的好[url=http://qkzz.net/magazine/1671-2943][color=#0000ff]孩子[/color][/url],可是在成年鲁迅的追忆中,似乎一开始他就与传统处于对峙状态,甚至包括动物爱好。”
这本“自传体小说”中的文章篇目之间又有何联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是何作用？

儿童意味：
鲁迅喜欢孩子，有时也就像个孩子。
同时，鲁迅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有着自己的见解。他的看法在当时，甚至在现在也是能令人反思的。
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没有何处体现鲁迅这样的特征？

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旧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
　　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啊。”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几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
　　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一九一九年十月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 “我吗?”
　　欧 “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
　　欧 “正为那个。”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
　　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涂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鲁迅先生既注重释放孩子的天性。这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们怎样做父亲》、《风筝》中都有体现，对现代教育来说也是一种反思。

我认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大致还是怀念过往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形成反差
支持高旭东的自传说法，与批判式杂文不同的是，鲁迅的视角在大多数的文章里都停留在儿童时代，除了《二十四孝图中》略带讽刺之外，其余的都注重儿童的心理和纯真状态。

同意楼上第一句话
鲁迅的文章应该还是以批判为主的吧，他是以儿童的视角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是用文中美好的童年时代的回忆唤起人们更大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吧……

《朝花夕拾》小引
•鲁迅•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