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

3月19日、20日，画家陈丹青分别在上海图书馆和浙江大学举办专题演讲，主题还是跟“鲁迅”有关。陈丹青谈鲁迅的杂文集《笑谈大先生》不久前刚刚出版，所以这次的两场演讲给听众带来了关于鲁迅新的话题和标签。

    从来有一种风凉话，说:“鲁迅就知道骂人，没给国家民族提出建设性意见。”倒有另一位失败到毫无利用价值的历史人物——他在四十年代论及五四文学，曾经说:“鲁迅一生的功绩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鲁迅的真价值，“在于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什么叫做“否定”？什么叫做“叛徒”？在我们的时代，这两个词语就是严重的否定:今天绝大部分书生，顶顶忌讳说出否定的话语，顶顶害怕当个社会的叛徒。鲁迅神话给几代人的庞大错觉:他绝对正确，他是“肯定”的化身。史铁生有篇早期小说，写一群破胡同里的生产组工人闲谈鲁迅，完全把鲁迅看成中央首长，近乎超人。工人们是对的，那位在新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央首长，就是鲁迅。

    我惟愿将“叛徒”改成“异端”，因为叛徒一词被意识形态用坏了，民国初年，“叛徒”意指“异端”，很流行，鲁迅就有一条短语，说是中国有几种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抚哭叛徒的吊客”。此话有深意。谁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呢？可以开一份名单。谁是吊客呢？难说。

鲁迅从未跻身于成功的集团，用现在的话说，他远离权力。早年他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员，结果辞职；以他位居第一的文学资望，大可稳做名教授，可是辗转几所大学，一律以辞职告终；他与英美派向来隔膜，但也不是留日派的铁杆；他是五四新文化的健将，但和各派主事者若即若离；在旧党新派、左右两翼、朝野两端，他都有朋友，都竖论敌；晚年一度加入左联，随即决裂；上海十年是鲁迅声誉的顶峰，他的葬礼齐集了当时各路派别，可是他周围背后的现实势力，只他自己一个人，加上他的笔名。

    近年有论者说，鲁迅没有主义、信仰，疏于现代国家的知识架构，不及英美派如胡适傅斯年等拥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现代理念。我同情这种说法，我也同意，鲁迅在好几次政治事件中，不及他的论敌看得清醒。但我从未在鲁迅那里期待英美式的宪政常识，鲁迅之为鲁迅，不在这一路。在民国的众声喧哗中，他不肯附和各种政治正确，总是成功地给大家一瓢冷水，一个扫兴，几句煞风景的话:因为他给出的不是政见，而是洞察。

    关于鲁迅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等等解读，各有道理，都是对鲁迅神话的有效解构，但在鲁迅那里，仍不免一纸标签，或如鲁迅的比喻，成了一块“匾”。他尖锐的怀疑，出于大爱大憎；他浓黑的悲观的另一极，是游戏的天性；他时常自称虚无，却委身实实在在的工作，嘲笑各种超然出世的高谈……我们很难在一个不变的立场上观察鲁迅。他的难缠，他的醒豁，是在复杂并公开展示自己的冲突与矛盾，注意，不是见解的前后矛盾，而是精彩往来于事物的各个面向、各种可能。在其他地区，譬如中国港台、日本、韩国、欧洲的鲁迅读者中，我隐约感知一位陌生的鲁迅——这位鲁迅没那么严重，绝不盖过所有名字，但他是一个可敬的麻烦，一直会在那里。阅读他爱他的人，相当有限，相当边缘:早先台湾的鲁迅读者，绝对少数，这就有点对了；另有位小国的鲁迅读者说:“他是所有反抗者的朋友”，这就更对了。这些国家的鲁迅读者很难改变社会，更改变不了国家，但他们可能被鲁迅改变，变成小小的叛徒，至少，是敢于孤立的人。

鲁迅自己说，他是夜行的鸟，发出恶声:这是文学的修辞，也是大实话。在一个相对正常的国家，在相对完整而丰实的文明和历史中，鲁迅那样的恶鸟，不该被膜拜，不该被恐惧，而是被尊敬，同时，被冷落。在人文思想领域，当然，这样的人享有无可替代的声名，被视为民族的传奇和荣耀，但一定不是唯一的形象，而是在至少三五个名字构成的不同维度间，闪烁稳定的光亮，有如烛照。虽然这位人物及其著作被几代人持续研究，但他可能从未被真的理解，从未停止被理解。可以确定的是:主流社会、主流价值，不会爱他、接受他。绝大部分人仅仅听说他的名字，不会读他，他属于一小撮人，但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有没有这么一小撮人，这个国家会很不一样。  (早报记者石剑峰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