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樊老师关于史记的讲座,他在《史记》讲座里,提到的“儒里法里”深深吸引着我,我即找来了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阅读了相关的内容。在这个部分,很明确的跟樊老师讲座的结论一样,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外儒内法君主专制政治”。本来,儒家和法家为先秦时期创立的思想流派,这两种政治理念恰好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倾向于理想,一个偏向于实用。西汉以后儒法在政治上就逐渐合流,从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儒法并用的官僚制度。 在《传统十论》中,秦晖老师说,“百代行秦制”中的“秦制”恰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对儒家的。儒家强调官吏本身要洁身自好,以仁德为根本,传统儒家在用人上讲究一种由计较高望众的伯乐出于公心地推荐贤德之人为官的模式。当然,这种方式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全社会“讲道德”的风气,但逐渐就会流于形式和虚假,而且那种“举内不避亲,举外不避仇”也不可靠,它往往变成了出于私心的拉帮结派的借口。而法家吏治是欣赏那种能办事而不空谈道德的“能人”的,于是,法家之“治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意分割权力,使其互相牵制。然则,这与现代法治的平等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它讲的不是公民权利的平等,而是义务的平等。 事实上,在帝制的两千多年,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明面上是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是权力中心主义。那么,为什么“外儒内法”如此紧密呢?秦晖老师说,儒家的人道主义、轻徭薄赋、教化民众是法家所不具备的,这是树立中央集权政府威信及其合法性的依据;而法家所设计的中央集权体制、官僚行政制度、以法治国理念则是儒家所欠缺的,这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手段。这样儒家和法家就具有了互补性。 秦晖老师的“外儒内法”这四个字精辟的描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那些官僚虽然是儒生,但他们必须在君主专制政治这个体制内活动,否则将会受到皇权严酷的迫害。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虽号称儒者治国,实际上治国者多是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假道学家;虽号称外儒内法,却没有出现能治国安邦的行政技术人才和高效、廉洁的理性政府。所以,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秦以后中国是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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