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未跻身于成功的集团，用现在的话说，他远离权力。早年他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员，结果辞职；以他位居第一的文学资望，大可稳做名教授，可是辗转几所大学，一律以辞职告终；他与英美派向来隔膜，但也不是留日派的铁杆；他是五四新文化的健将，但和各派主事者若即若离；在旧党新派、左右两翼、朝野两端，他都有朋友，都竖论敌；晚年一度加入左联，随即决裂；上海十年是鲁迅声誉的顶峰，他的葬礼齐集了当时各路派别，可是他周围背后的现实势力，只他自己一个人，加上他的笔名。

    近年有论者说，鲁迅没有主义、信仰，疏于现代国家的知识架构，不及英美派如胡适傅斯年等拥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现代理念。我同情这种说法，我也同意，鲁迅在好几次政治事件中，不及他的论敌看得清醒。但我从未在鲁迅那里期待英美式的宪政常识，鲁迅之为鲁迅，不在这一路。在民国的众声喧哗中，他不肯附和各种政治正确，总是成功地给大家一瓢冷水，一个扫兴，几句煞风景的话:因为他给出的不是政见，而是洞察。

    关于鲁迅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等等解读，各有道理，都是对鲁迅神话的有效解构，但在鲁迅那里，仍不免一纸标签，或如鲁迅的比喻，成了一块“匾”。他尖锐的怀疑，出于大爱大憎；他浓黑的悲观的另一极，是游戏的天性；他时常自称虚无，却委身实实在在的工作，嘲笑各种超然出世的高谈……我们很难在一个不变的立场上观察鲁迅。他的难缠，他的醒豁，是在复杂并公开展示自己的冲突与矛盾，注意，不是见解的前后矛盾，而是精彩往来于事物的各个面向、各种可能。在其他地区，譬如中国港台、日本、韩国、欧洲的鲁迅读者中，我隐约感知一位陌生的鲁迅——这位鲁迅没那么严重，绝不盖过所有名字，但他是一个可敬的麻烦，一直会在那里。阅读他爱他的人，相当有限，相当边缘:早先台湾的鲁迅读者，绝对少数，这就有点对了；另有位小国的鲁迅读者说:“他是所有反抗者的朋友”，这就更对了。这些国家的鲁迅读者很难改变社会，更改变不了国家，但他们可能被鲁迅改变，变成小小的叛徒，至少，是敢于孤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