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全一百三十卷，题名房玄龄撰，因其中《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等四篇后的史论由唐太宗亲自操刀，故又称为御撰。实际上，唐初所修撰的《晋书》是以南朝人臧荣绪所著之《晋书》为底本，兼采他书，并加以众名家之手，用时三年修撰而成的。
虽然《晋书》成书时间略显仓促，引用的史料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然而，这些瑕疵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足以影响后世的史学巨著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尤其是全书最后三十卷的《载记》及附于《载记》之后的史论，文字着墨不多，却保留了十六国时期的珍贵史料及唐初士人的民族观。理由是：
其一，《晋书》的参与者都是一些有名的大家，足以代表当时的士人的整体面貌和思想境界。其二，《晋书》载记的史论有者相对于载记本身的独立性，是完全由当代人创作的以当代人的眼观来看待的历史评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三，由于《晋书》的部分史论曾由唐太宗亲自撰写，因此整部书的史论和史学思想应该是当时官方认可的思想，故而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正统性，故更能说明问题。
此外，我们知道，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空前繁荣的一个朝代，而形成这种繁荣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是建立在前代交流的基础之上，并进一步发展得来的；第二，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族接触日趋频繁，政治上的歧视日趋缓和，在此基础上太宗皇帝进一步的提出对汉族和少数名族都要“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条]；第三，“唐朝是一个统一强盛的封建国家，无论在政治上抑或经济上都提供了加强各族联系的条件。”[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第402页《唐朝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篇]而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一种对外族人民的看法——这种看法定然是有别于前人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对外交流昌盛的王朝初期，士人又是怎么看待民族问题的呢？本文就想以此作为对于《晋书》载记史论的解读方向，经行一番论述。

一、《晋书》载记选材上的思辨
要想更好的了解《晋书》载记的史论，就必须先从《晋书》载记的选材上经行一番分析。因为，史论不能凭白无故的产生，必须依托所记叙的历史来得到印证和体现。
从《晋书》载记的选材上看。虽然，纪传部分的內容大都是本自臧荣绪旧本的《晋书》。臧本的内容包括“东西晋为一书，纪、錄、志、传百一十卷。”[ 《南齐书》卷五十四《臧荣绪传》]而其中的《錄》很有可能就是有关十六国史实的内容。但是，编写《晋书》的史官却没有沿用旧本的内容，而是更多选择了当时仍能看得到的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故而产生了“载记所用的材料多采自《十六国春秋》的断语”的观点。[ 赵俪生《〈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理由在于两书内容记叙上的雷同太多，带有明显的抄录痕迹。至于为何要这么做的原因，史书并没有说明。然而，从瞿林东先生对《晋书》的称许中，似乎能看到一些端倪。
瞿先生这样写道：“《晋书》的成就还突出的表现在它对民族关系在历史撰述上的重视和认真处理。它继承了《东观汉纪》所用的‘载记’体例，创造性地以其记十六国君臣事迹、国之兴废，并着眼于僭伪，不再渲染华夷。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对方之史为‘传’且以‘索虏’、‘岛夷’相称，不仅有表述上的区别，更有认识上的发展。它同‘五代史’在处理南北关系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 瞿东林《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第150页]
似乎确实是“天下一家”的思想使然了。但是，由于《晋书》载记在记述时因袭《十六国春秋》，所以载记所反映的内容并不单纯是大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的思想，而更多的是继承了南北朝后期“大一统”思潮下的崔鸿的思想。而崔氏的这种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中是略带超前的。这种略带超前的思想恰恰同大唐帝国产生后士人的心态相呼应。并形成共鸣。
至于没有继续沿用臧本内容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出于对臧容绪所处时代、身平事迹及思想上局限性的综合考虑。我们知道臧荣绪本身处刘宋末期，而就《南齐书》之《高逸传》、《南史》之《隐逸传》来看，此人胸有大志而不欲屈节于世俗，虽未曾出仕，却在生活中极力维护儒家正统思想，如史称其“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 《南史》卷七十六《臧荣绪传》]恐怕在他的书中难免存在着传统观念中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仇视情绪。在当时，这种情绪在史书中表现的很普遍，如沈约的《宋书》有《索虏传》、萧子显得《南齐书》有《魏虏传》等等。而这种情绪同大唐时期“天下一家”的大环境相左，故极有可能为唐初史官所弃。
既然，《载记》的内容本身就反应了一种“天下一家”的气氛。诚然，这种气氛更多的是源自崔鸿《十六国春秋》的思想而非唐人的思想。但是，对于这些史料的选择本身也体现出了唐人在编辑史料时的一种取舍。故而体现出唐初文人的思想，那么与之相配套的史论又如何呢？

二、非常有价值的史论
同常说来，《晋书》载记部分的史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在整个载记之首的总序及每一国史事完结之后的评论，其一是每篇史论完结后的赞语赞辞。而以下要谈到的是《晋书》载记史论的第一部分，既载记的总序和每一国史事完结后的评论部分，一共是十五篇，凡四十六位君王。而依照所记评论的褒贬不同，又可以细分为六个类型：总论型第一；褒多贬少型第二；贬多褒少型第三；褒贬参半型第四；有贬无褒型第五；有褒无贬型第六。

1.总论型
整套载记史论中，属于总论型唯全篇开头之总序。其辞如下：
“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膻饮湩，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天未悔祸，种落弥繁。其风俗险诐，性灵驰突，前史载之，亦以详备。轩帝患其干纪，所以徂征；武王窜以荒服，同乎禽兽。而于露寒之野，候月觇风，睹隙扬埃，乘间骋暴，边城不得缓带，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言能教训卒伍，整齐车甲，边埸既伏，境内以安。然则燕筑造阳之郊，秦堑临洮之险，登天山，绝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乱中华，其备豫如此。
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数万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董卓之乱，则汾晋之郊萧然矣。郭钦腾笺于武帝，江统献策于惠皇，皆以为魏处戎夷，绣居都鄙，请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统则忧诸并部，钦则虑在盟津。言犹自口，元海已至。语曰“失以豪厘”，晋卿大夫之辱也。聪之誓兵，东兼齐地；曜之驰旆，西逾陇山，覆没两京，蒸徒百万。天子陵江御物，分据地险，回首中原，力不能救，划长淮以北，大抵弃之。胡人利我艰虞，分镳起乱；晋臣或阻兵遐远，接武效尤。
大凡刘元海以惠帝永兴元年据离石称汉。后九年，石勒据襄国称赵。张氏先据河西，是岁，自石勒后三十六年也，重华自称凉王。后一年，冉闵据邺称魏。后一年，苻健据长安称秦。慕容氏先据辽东称燕，是岁，自苻健后一年也，俊始僣号。后三十一年，后燕慕容垂据邺。后二年，西燕慕容冲据阿房。是岁也，乞伏国仁据桴罕称秦。后一年，慕容永据上党。是岁也，吕光据姑臧称凉。后十二年，慕容德据滑台称南燕。是岁也，秃发乌孤据廉川称南凉，段业据张掖称北凉。后三年，李玄盛据敦煌称西凉。后一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后四年，谯纵据蜀称成都王。后二年，赫连勃勃据朔方称大夏。后二年，冯跋杀离班，据和龙称北燕。提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于胜负，尽人命于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 《晋书》卷一零一《载记序》]”
此序首先从整体上介绍了魏晋以前中原王朝同周边少数民族间的关系（这一形式在后面的史论中有重复出现），进而论述到十六国形成的原因及十六国年代的断限。似乎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第一段的最后的“所以防夷狄之乱中华，其备豫如此”及“郭钦腾笺于武帝，江统献策于惠皇，皆以为魏处戎夷，绣居都鄙，请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统则忧诸并部，钦则虑在盟津”上。因为这一段文字表现出一种对于秦始皇、郭钦及江统的短视（按：他们所提出的徙戎，防戎之见识，实不利于中外之交流，邦国之久安）的尤为欣赏，并且还提出一种相对保守的意见，即定立“华夷”之份，确立华夷之辩。而序言的其他段落则看不出任何的带有倾向性的观点。
然而，这些只是表面上的信息。若深入分析序文中的其他用语，则我们不难发现，序文在将西晋倾覆的原因归咎于未听从劝谏、控制好胡人的动态的同时，还提出了“晋臣或阻兵遐远，接武效尤”等史实来作为补充。而后面提到的这句话是紧接在“胡人利我艰虞，分镳起乱”之下的，这样的并列方式似乎隐隐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西晋的灭亡，中原的离乱，不单单是因为西晋皇帝没有听从劝谏防范好胡人所造成的，还有西晋君臣自己添的一把薪，只不过，因为这是传记少数民族政权的载记，故特意多归咎于少数民族罢了。

2. 褒多贬少型
这一类的代表通常是十六国中某一国的开国君主或者是中兴之君，比如前赵之刘渊、成汉之李流、西秦之乞伏国仁等等。其论述的重点在于明其得失，体现其作为一代君王的整体面貌。
下面以刘渊为例进行说明，其文如下：
“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以封畿，窥我中衅。昔者幽后不纲，胡尘暗于戏水；襄王失御，戎马生于关洛。至于算强弱，妙兵权，体兴衰，知利害，于我中华未可量也。况元海人杰，必致青云之上；许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马鸿骞，乘机豹变，五部高啸，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与之争衡者矣。伊秩启兴王之略，骨都论克定之秋，单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兹为不仁矣！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虽复石勒称藩，王弥效款，终为夷狄之邦，未辩君臣之位。至于不远儒风，虚襟正直，则昔贤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 《晋书》卷一零三《刘曜载记》]
先是总说了戎狄难治的历史，给人一种不得不防范的印象。然后再说刘渊“人杰，必致青云之上；许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使人对刘渊最后的起事产生宿命论的认识——即刘渊的起事是必然的。最后，再指出刘渊虽是一时人杰，然而由于他“未辩君臣之位”，“终为夷狄之邦”不能长久，使人倾向于认同如果刘渊能够明确君臣之位，那么就能够最终成功的感觉，并强调了“明辨君臣之位”的重要性。
又如，在评论李流时，既承认他“实孙权之亚也”的地位[ 《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又提出“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训，继体承基，前修茂范”[《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 ]，暗示其所传非人，美中不足。强调了“立子以嫡”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