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到这里。

也许是因为生在河北长在燕赵大地，我一向很喜欢那些洒脱不羁的人，所以对荆轲的故事印象深刻。周末听樊老师的讲座，更加深了对荆轲的了解。当樊老师说到燕太子丹用金钱美女送荆轲以使其加快行动时，我想到了目前正在读的古希腊《神话》。在古希腊的神话中，那些熠熠闪光的神祇与我们东方或者一神教中的神一样是具有超人力的本领，却不像我们的神那么完美无缺，他们跟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他们亦正亦邪，他们也嫉妒、冲动、暴躁、报复心强，因此他们更能给我们亲切感。太史公没有回避人性的缺点，荆轲才能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歌可泣的人物，也更能激起普通人的效仿之心。

这段时间，史记的阅读断断续续，还在本纪中打转，人物和事件庞杂，颇有力不从心之感。这时候如何建立与当下的相关性就非常重要，所谓通古今之变，这种对话应该是历久弥新的，跨越文本的生疏，抵达内心，我与司马迁应该是一个由远即近的过程。

初读《史记》时，我有点懵，认为我仅仅在了解一个过去的历史故事，渐渐的我有了新的体会，我发现《史记》不同于《左传》，《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不加修饰，大多读不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用简洁的文字，简短地记录着一段又一段历史。《史记》不同，它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具体形象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对后世的影响之大，离不开司马迁高超的写作技巧，他将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这一部书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

本月读了几篇列传。列传在史记中的篇幅最长，份量最重。列传中，有一些具有一定政治地位或文化地位的人，也有一些从传统的历史角度看几乎是籍籍无名之辈。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为什么认为他们值得被载入史册？
拿《刺客列传》来举例。《刺客列传》中一共讲了五个刺客的故事，其中专渚、豫让、聂政、荆轲被后世称为中国“四大刺客”。他们的故事极端，惨烈，他们遵循的信念又令人感动。读完他们的故事，你不禁会思考：到底什么是忠，什么是义？他们可以为了信念而不顾身死，甘受折磨，这是怎样的一些人呢？人生中是否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人活着究竟是又为了什么呢？太史公在文末写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有高洁的精神、坚定的信念和执行的勇气，就值得名垂青史。
说到底，历史是人的历史。在司马迁的笔下，历史不是朝代更迭风云变幻，也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是由每一个人、每一段人生组成的，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不仅供我们借鉴以治理国家、理解社会，还帮助我们思考，人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让孩子们理解历史，思考历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无论多少次进入《史记》，总是读不厌、读不够，不愧衣被后世的文章大宗，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字里行间活过来了，每次阅读都能感受到司马迁那颗博大心灵的跳动。是的，在多少人物传记里，我总能感受到司马迁在对笔下的人物和自己的生命做观照。
        读《季布栾布列传》，读到“诸将皆阿吕后意，季布曰：樊哙可斩也”，读到“季布为河东守，向孝文帝直言‘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读到栾布，不顾刘邦诏令，公然哭祭彭越，临烹时仍说“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二人的无私无畏，正直重义，难道不是司马迁也具备的品格么？所以司马迁在文末说，“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这完全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
      而且，季布何其有幸，在季布落难时有濮阳周氏、鲁朱家、汝阴侯助他，成名后有曹丘帮他。但司马迁呢，在他身陷囹圄、惨遭宫刑之时，可有人为他挺身而出？两两对照，岂不更加哀痛？当然这许是我太狭隘，伟大博大如司马迁，许是不会有这样的自怜自哀。
        当然，我个人觉得《史记选译》还是读得不过瘾，很多经典人物、精彩篇章，没选进本书，所以还是要去读全本更好些。

史书第一要务应该是客观公正，但是可能又会失之趣味；想要读来有趣，加入些情节的设计，往往又可能产生“错误”的引导，使人产生主观倾向。客观真实与主观评判的平衡是一个永远无法做到完美的难题。但似乎没人敢说在这一点上有比《史记》做得更好的史书了。

在阅读《史记》时，有时不仅仅为其中的人物而感慨和悲叹，更是能引发自己的些许伤感与反思。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从历史中理解人性，也从历史的撰写中感受到了文学的张力与魅力。我也要像申容老师学习，从选译本到全本，再聚焦到具体文本来说，感想应该会更加深刻。

最近因为在和学生一起做读书会的缘故，把《2001太空漫游》的小说重新找来读了一下，在这里我想强行把它和《史记》扯上一点关系：前者是穿越时空、联结过去未来的科幻，后者是回溯古今的史书，其实都在一个宏大的时空维度里进行，也都在尝试不断回顾、切入和重新体验历史（2001太空漫游中其实也有对人类历史的重新阐释），放在一起想的话，其实蛮有意思的，而说到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对未来的书写都关乎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又要如何审视我们的当下，书写我们的历史呢？

【10月读书反馈】现在读了《史记》的十二帝王“本纪”与“表”会发现备受推崇的历史散文的特点在这两个体裁里很少有表现。从篇幅上讲，“本纪”比“表”要长得多。内容上“本纪”里本身也含有“年表”所不同的是“表”表述的是作者读史书后的一种整合，从韩兆琦评注来看，“表”的很多内容是作者的直接借鉴，甚至于在注释中还有疏漏之处。而“本纪”中的“表”是根据记叙需要整理出来的帝王家的大事年表，像是整理家谱一样。另外从内容上看，“本纪”大都表达了一种帝王之所以为帝王的“宿命”论。比如一些传奇故事的发生，注定了这是不平凡的人。从轩辕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殷契的神奇出生，是他妈妈吞了一颗燕子蛋而“因孕生契”；周后稷的母亲“践巨人迹”而居期生子，以为不祥而弃，却犹有神佑的传说；秦本纪中也是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子；汉高祖的出生更是神乎其神，其母梦中受孕，生下来还有蛟龙于其上。令我迷惑的就是燕子蛋是个什么神奇的存在，是在隐喻什么还没搞明白，总而言之，有的人出生就彰显了不凡，这些人是负有“上天使命”之人。在表达方式上，本纪以记叙为主，辅以引用的资料，呈现出故事性和真实性交织的的特点。在人物塑造上没有世家、列传突出。

《史记》读书反馈
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齐庄公与齐国臣子崔杼妻子私通。崔杼怒杀庄公，当时的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要求更改，史官不从，崔杼连杀史官家三人后，无奈接受了事实。可以说，客观、冷静地记录的史实是史书的一大特点。《史记》作为史书，同样客观记录了历史，但又略有不同，因为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绝对冷静的态度去观察历史，他的笔端里面常常流露出他对人物的情感态度，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他通常会借助描写、记叙不动声色地表达这种情感。《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的情感就比较复杂，有推崇、有挞伐、有同情、有惋惜，但这些情感没有直接抒发，而是借助描写与记叙完成的。在秦始皇的暴政下，项羽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这点在司马迁眼里比较推崇的，因此在书中，司马迁用大量笔墨书写了项羽所取得的赫赫战功。项羽的有情有义，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垓下与虞姬的诀别，有“泣数行下”的细节描写，乌江亭边“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与赠宝马的情节都让人物栩栩如生起来。项羽学兵法，一“喜”、一“竟”写出了项羽的勇猛与刚愎自用，秦始皇游会稽时，“彼可取而代之”，项羽的自信扑面而来，而在鸿门宴上，刘邦狡辩后脱身以逃，项羽竟然接受了赔礼，并“置之坐上”，也通过范增的“拔剑撞而破之”的动作与对未来的预言写出了司马迁对项羽的惋惜之情。可以说，司马迁正是借助史实与文学性的想象来完成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变法
    一
    读《史记》，看到商鞅变法一节，总是不自觉地联想到吴起变法。某种意义上来说，商鞅是一个抄袭者。在他之前，各国均进行过变法。而商鞅变法的大量内容，几乎都有前人做过。甚至他有名的“徙木立信”的故事，也不过是吴起“车辕立信”的翻版。
    而不同之处，则更为明显。商鞅成功了，他的前辈们，却都失败了。
      二
      商鞅是法家代表，而法家本身，是以礼乐文化的反叛者形象出现的。礼乐，追求的是典雅、宽容、稳定。这种文化固然非常美好，但在战争年代，却显得不合时宜。相比之下，法家文化更加直接、高效。例如，商鞅所推崇的，是制度理性，即通过制度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道德，这个思路明显比儒家更显高明。
    三
    当然，法家的缺陷，也十分明显。
    如商鞅变法时，打击商业，废掉旅店，禁止商人自由行，将一切资源收归国有，然后由国家分配。对于民众，他只允许他们做两件事，其一是种地，为国家提供粮食。其二是作战，为国家献出生命。于此，他还设计了残酷的法律。民众稍有不满，便隔鼻断脚。于是，那个时候的秦国“从军者暴骨长城”。百姓活的十分惨烈。
    而为压制民间的不满，他又建立“告奸”制度，鼓励民众相互举报。通过奖励，刺激夫妻互相伤害，父子互相残杀，把儒家所倡导的“亲亲相隐”的价值观，毁了个一干二净。
    如此制度，精于计算而不择手段，高效办事却惨烈残忍。从佛教因果的角度来看，商鞅最后被车裂，死的不冤。秦二世而亡，亡的正常。

《史记》人物事件错综复杂，每次尝试阅读总是半途而废，这个选译本，篇章较少，解读较多，对于我来说倒是刚好。如果说司马迁在叙写人物时有自己的立场，尽管他已经相对客观，李国祥老师在选文时立场也是有的。比如本纪里他就选了《项羽本纪》，不知道是他觉得项羽最堪当王还是这篇的文笔他认为最佳，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选的最多的还是列传，近期引起我共鸣的是《张释之冯唐列传》。张冯二人都是汉文帝时的杰出人才，也都得到了汉文帝的重用。张释之秉公执法体恤百姓不畏权贵，即使面对太子和梁王的不合礼法之为，他也敢于制止，这也直接导致太子继位后不到一年他便被外放。冯唐因直言进谏被文帝赏识，也因此被景帝外放。
纵观两人际遇，不胜唏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德才兼备之人本就稀缺，若不遇明君，才能不得施展，即使幸运遇见明君，也未必会被启用，贾谊是也。如此看来，人生难测，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大智若愚。冯唐说即使有廉颇李牧文帝也不会重用，人才是否能施展才能兴国安邦的确取决于所处的大时代小环境，张冯二人在文帝、景帝时的不同际遇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个人的渺小，同时《史记》流传千古也让人深思什么是伟大。

读《史记》中的《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这是从小就知道的故事。再读原文又有了一些不同于过去的认识。在秦国的历史背景下，商鞅变法诚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真正有永恒意义的东西仍然是那些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举。如果在历史长河中没有更多的借鉴意义，那么即使有一定的当事当时意义，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商鞅的改革肯定是有当时的现实意义的，但他最终遭车裂之刑，无疑是一大悲剧。在看到商鞅变法成功因素的同时，也要反思造成商鞅个人悲剧的原因，或许对现实更有警戒意义。
第一，商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受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变法从本质上说不过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取代旧的剥削制度，这是我在多年前一直听说的道理，尽管历史地看，这在当时是一项伟大的变革，有着明显的进步性，但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他的变法并非福音。商鞅主张法治，嗜好重刑，其法度有着强烈的血腥性，开了残酷镇压人民之先河。例如连坐法，一家犯法，邻里受牵；一人犯法，举族株连，这对社会控制当然有利，但对人民大众而言，无异于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使人民在封建法律面前，时时恐惧，战战兢兢，生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法律后来受到许多统治者效仿，而这明显是有违人道的苛酷严法。
第二，商鞅的愚民政策。焚毁《诗》《书》，不贵学问，毁绝人类精神文明成果，限制人民自由迁徙，十分偏狭、反动和可怕。“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愚民政策，用意在此！仁、廉、善、慧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商鞅竟把它们说成是弱国之源。更为荒谬的是，商鞅竟主张用奸民治国，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这无异于用坏人治良民，其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恶劣的所谓“治民之策”也得到了某些人的发扬光大。
第三，重农抑商仿佛是中国的传统，商鞅变本加厉。在变法过程中，他将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正式定为本业。他加重关市之征，几使商人无利可图，令他们服徭役，使商贾产生疑惧消极之心。种种限制商业流通的措施，加深了秦国的闭塞性。商鞅重农，无可非议，但重农为什么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抑商？尤令人痛心的是，商鞅开创的抑商政策基本上为后世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所遵奉。由商鞅首创的抑商政策在客观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与商品经济的进步，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使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更是一落千丈，终于痛失了领先的地位，遭致了近代的被动挨打。
商鞅变法，对人民的控制与镇压是十分严厉的。他的变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宽松，所以在他逃命之时，只能到处碰壁最后鱼死网破，拼死一搏。商鞅权势太重，几为秦君，天下之人皆言商鞅之法而不知大王之法。秦惠文王对这个刻薄寡恩、又有震主之威的大臣十分疑忌。商鞅厉行法治，这是对的，但他迷信刑罚，用法过峻，刻薄少恩，鄙弃仁义，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至“身死而秦不怜”。商鞅十分迷信刑罚的威力，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在“以刑去刑”思想的支配下，商鞅用刑实在过滥，打击面过大过宽，“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其求治之心过于急切，使“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商鞅为秦“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极为残酷。
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他的新法被严格地执行，这虽让秦国富强，却让百姓不讲人伦道义。最终，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以谋反罪名对商鞅进行追捕。商鞅逃亡到边关，想要留宿客舍，却因为商鞅新法规定客舍不得留宿无凭证的客人而被拒之门外，连商鞅自己也悔之莫及。最终，秦统一天下，却又在短短十五年内覆灭，与商鞅的命运前后照应，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令人感慨。

我在读《水浒传》主要出于教学的需要，但那天看了万老师发的司马迁所谈到人的意识，让我大为震惊，司马迁已有这样的意识，我对这本书有了很大兴趣，赶快买来读，希望下次能分享，读书真的需要引导，更激发了我应多对学生引导的愿望，同时，我自己知之甚少，只有多读才能给学生以有价值的引导，而不是流于表面。